內(nèi)容介紹

"外心以求理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。求理于吾心，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"《傳習錄》包含了王陽明的主要哲學思想，是研究王陽明思想及心學發(fā)展的重要資料。上卷經(jīng)王陽明本人審閱，中卷里的書信出自王陽明親筆，是他晚年的著述，下卷雖未經(jīng)本人審閱，但較為具體地解說了他晚年的思想，并記載了王陽明提出的"四句教"。

"心即理"本來是陸九淵的命題，《傳習錄》對此作了發(fā)揮。王陽明批評朱熹的修養(yǎng)方法是去心外求理、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與至善。王陽明認為"至善是心之本體"，"心即理也，此心無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須外面添一分。"他這樣說是強調(diào)社會上的倫理規(guī)范之基礎(chǔ)在于人心之至善。從這個原則出發(fā)，他對《大學》的解釋與朱熹迥異。朱子認為《大學》之"格物致知"是要求學子通過認識外物最終明了人心之"全體大用"。

王陽明認為"格物"之"格"是"去其心之不正，以全其本體之正"。"意之本體便是知，意之所在便是物"。"知"是人心本有的，不是認識了外物才有的。這個知是"良知"。在他看來，朱子的格物窮理說恰恰是析心與理為二的。由此可見，王陽明的"心即理"的命題主要是為其修養(yǎng)論服務的。“致良知說”是對陸九淵心即理思想的發(fā)展。王陽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們一般意義上的本體論的含義。然而，如果偏重從本體論研究它，就會忽視它在王陽明修養(yǎng)論中的基礎(chǔ)意義。

知行問題是《傳習錄》中討論的重要問題，也反映了王陽明對朱熹以來宋明道學關(guān)于這個問題討論的進一步研究。

他說："外心以求理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。求理于吾心，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。""知行合一"的含意是說知行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。

王陽明的"心即理"、"致良知"、"知行合一"都是要強調(diào)道德的自覺和主宰性。他說："知是理之靈處，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，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。"人心能夠知曉行為的善惡，也能自覺地去為善，這就是本心的"明覺"，這是對程顥思想的發(fā)展。

《傳習錄》中對人心的"虛靈明覺"有很多討論。若要全面正確地把握王陽明"心外無理"及其他學說，深入地研究他的這些討論是十分必要的。正因為人心的本質(zhì)是理，并且人能自覺到這種道德意識，所以人不需通過外物去認識本心之理，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現(xiàn)。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認識外物，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。人心的明覺在程顥和朱熹處都有論述。讀者在讀《傳習錄》時應明了王陽明和他們的聯(lián)系與區(qū)別。

應該承認王陽明以上的這些思想的確為人性善作了本體論的說明，有其歷史意義。但也一定要看到，他的學說對人性惡的原因研究不夠。雖然他的學說在明代下層人民中亦有影響，但仍不能說它有較大的普泛性。王陽明也注意到過"利根"和"鈍根"之人要區(qū)別對待，但他的思想只適于利根之人。后人批評他"近禪"正在于此。這也是他不如朱學的所在，王陽明的這一偏失開始受到現(xiàn)代學者的注意，但是在當代新儒學的大家中，除梁漱溟以外，其他人對此尚注意不夠。

《傳習錄》是王陽明的問答語錄和論學書信集。是一部儒家簡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學著作。不但全面闡述了王陽明的思想，也體現(xiàn)了他辯證的授課方法，以及生動活潑、善于用譬、常帶機鋒的語言藝術(shù)。

《傳習錄》包括了王學所有重要觀點。上卷闡述了知行合一、心即理、心外無理、心外無物、意之所在即是物、格物是誠意的功夫等觀點，強調(diào)圣人之學為身心之學，要領(lǐng)在于體悟?qū)嵭?，切不可把它當作純知識，僅僅講論于口耳之間。中卷有書信八篇?；卮鹆藢τ谥泻弦弧⒏裎镎f的問難之外，還談了王學的根本內(nèi)容、意義與創(chuàng)立王學的良苦用心；講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時，也精彩地解釋了王學宗旨；回答了他們關(guān)于本體的質(zhì)疑并且針對各人具體情況指點功夫切要。另有兩篇短文，闡發(fā)陽明的教育思想。下卷的主要內(nèi)容是致良知，陽明結(jié)合自己純熟的修養(yǎng)功夫，提出本體功夫合一、滿街都是圣人等觀點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，它使王學體系齊備。

作者介紹

王守仁（1472～1529），中國明代哲學家、教育家、軍事家、文學家。字伯安，浙江余姚人。因筑室會稽陽明洞，自號陽明子，世稱陽明先生。他28歲中進士后在京師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、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，并主考山東鄉(xiāng)試。后因彈劾宦官劉瑾，謫為貴州龍場驛丞。

正德三年時他發(fā)生重要的思想轉(zhuǎn)變，以為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于是背棄朱熹向外窮理的格物致知說，并在當?shù)亟垖鶗骸ＹF州提學副使席書聘其主講貴陽文明書院，他在此首次演講知行合一說。不久，赦歸為江西廬陵知縣。此后，歷任南京刑部、吏部清吏司主事，南京太仆寺少卿，鴻臚寺卿，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等職。正德八年至滁州督馬政，講學規(guī)模漸大，一度強調(diào)靜坐，要求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。

正德十一年，升任南贛僉都御史，奉命清剿贛南山賊。在軍事鎮(zhèn)壓取得成功后，強調(diào)思想統(tǒng)治，重視教化，使贛南的統(tǒng)治秩序得到恢復。這期間他在贛縣修建濂溪書院，刻印古本《大學》，印發(fā)《朱子晚年定論》、其弟子薛侃出版了《傳習錄》。

正德十四年他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六月，他奉旨督兵討伐寧王朱宸濠在南昌發(fā)動的叛亂。僅用35日即生擒朱宸濠。他從自己的經(jīng)歷中，總結(jié)了經(jīng)驗，提出“致良知”的學術(shù)宗旨，認為這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，若信得這三字，譬之操舟得舵。

50歲時升至南京兵部尚書。后退職回鄉(xiāng)。晚年又總督兩廣軍務，病死歸途。遺著有《王文成公全書》38卷。

作品影響

《傳習錄》集中反映了王陽明的心性之學，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。直到當代，王陽明的思想在當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響。本世紀的許多思想家和學者一直致力于對它作現(xiàn)代解釋并力圖克服其偏失。

《傳習錄》是一部較為純粹的哲學著作，對它的研究幾十年來一直未有重大突破。國內(nèi)的老一輩學者鄧艾民教授等人，青年學者陳來、方爾加、楊國榮等人在史料考證、詮解和評價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義的嘗試，可供閱讀《傳習錄》時參考。